事业观是人们关于事业方向和事业道路的看法，决定着人们采取什么样的事业态度、遵循什么样的事业精神、追求什么样的事业目标。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事业观，决定着他如何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；一个领导干部有什么样的事业观，关系着党的事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。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入党时宣誓：“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。”公职人员入职后进行宪法宣誓：“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。”由此可见，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事业观，就应是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。

　　年轻干部处在事业的初期，在事业观的树立上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别。有的年轻干部能够主动把个人融入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，立足本职岗位，积极作为、干事创业，很快成长为栋梁之材，在实现个人事业目标的同时，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增添了绚丽的青春风采。虽经各种风雨，但却能始终岿然不动。但同时，有的年轻干部因为事业观出了问题，或者根本就没能树立正确的事业观，不知道自己工作为了什么，工作的目的是什么，对党的事业毫不关心，对人民群众毫无感情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没能经受住考验，出现了各种问题，酿成了一系列悲剧，值得深刻警醒和反思。

★警示案例★

在顺风顺水中偏航

——江西省某县级市原市委副书记周某案警示

　　“这里面只有收了钱的人才会进来，我哪里收钱了？我马上要当县长了，这肯定是谁在害我！”2020年8月28日，在被带往留置点的路上，江西省某县级市原市委副书记周某焦急地和办案人员争辩着。就在此前不久，周某还是县长的热门人选。周某本来是一颗冉冉升起的“政治新星”，却因为没能摆正事业观而变质，沦为违纪违法分子。

仕途“一帆风顺”，少的是墩苗积淀

　　1980年出生的周某成长在一个干部家庭。大学毕业后，他从街道干起，后被提拔为区团委书记。2008年，27岁的周某被任命为该区某镇镇长，一年后出任某乡党委书记。2011年，30岁的周某通过竞争性选拔成功入围某县副县级领导干部任用人选，并被任命为该县县委常委、县委办公室主任、县委统战部部长。“少年得志”“前途不可限量”的声音，在他耳边此起彼伏。他的心中满是激动、得意和荣耀，也曾立志在新的岗位上扑下身子好好干番事业。

　　不过，表面的光环和现实的遭遇却形成了强烈“反差”，造成了周某心理上的极大“落差”。他任职的县是一个人口小县、财政弱县，周某发现，县委办公室主任负责的开支只有他在乡镇时的三分之一，似乎还不如做乡镇主官那样有存在感。加之远离市区，周某平时几乎不能回家。自己虽然级别变高了，但实际收入却有所下降，想给孩子多报培训班都要精打细算。周某的意气风发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。

　　实际上，与周某同一批被提拔的副县级领导干部中，只有3人被任命为县区党委班子成员，周某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。周某没有看到组织对自己的培养，反而认为受了冷落。年轻气盛的他社会阅历相对不足，又没有足够的沉淀积累，这就导致他对党的事业与个人事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认识偏差，事业观发生了颠覆。

　　最突出的变化表现在工作方式上。在乡镇时，周某是同事口中为人和善的年轻领导，在矛盾最多、难度最大的拆迁工作中，周某就是凭借这一性格特点得到了不少当地群众的支持，曾经创造了40天无一例上访的记录。但自此之后，他认为自己不仅能够独立做事，而且老同志做不好的工作他也能完成。尚未经过沉淀就膨胀的心让周某开始享受朋友的奉承，助长了他的自鸣得意。这种飘飘然的情绪容易转化为工作上的盲目自信和绝对强势。市里的一些干部记得，在担任常务副市长和市委副书记期间，周某会以非常严厉的方式推进工作，有时一点小事不合他意，便会大发脾气。

八小时外饭局不断，吹捧奉承之外，全无情谊可言

　　随着自己职位越高，周某发现，能够交心的朋友越来越少。有段时间，他本想找朋友聊聊天，排解一下心中的苦闷，却无奈地发现，但凡有点交情的朋友，在自己当上县委常委后，“三句话不离请托办事”，吹捧奉承之外，全无情谊可言。究其根本，就在于他平常交的都是“酒肉朋友”。据反映，周某经常吃吃喝喝，八小时外饭局一直不断，在党的十八大后也不知收敛，这造成了他的社会声誉不断下降。

　　在县委任职后期，周某几乎每周末都回到市里吃饭，有时还主动组局。虽然组织上曾多次提醒他注意吃喝和交友问题，但被虚幻的吹捧冲昏头脑的周某却毫不在意。2017年前后，社会上渐渐传言周某和市里某黑恶势力有着密切往来。在回忆这段经历时，周某有些悔不当初，“我后来才知道，包括涉黑涉恶组织成员在内的一些人，只因参加了我在场的一个饭局，便号称和周市长关系很好，到处吹牛，给自己谋好处”。

　　小节不保，终累大德。常年在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工作的周某，对纪法约束充满抗拒，甚至认为监督就是“找茬”。仕途的顺利更让他放松了自我要求，他甚至错误地认为只要工作做得出色，吃吃喝喝不是大事。这背后反映出一名年轻干部的自满与傲慢，更是他对党纪国法的轻蔑与无知。

在模糊的政商关系中沉沦，掉入温情陷阱

　　周某在担任乡党委书记期间，正值市区向东扩展的阶段，他所在乡镇是城区建设的前沿地带。抓好当地经济发展工作，对于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周某来说并非易事。但他善与人打交道的性格给工作带来了很大助力。时任乡长回忆称，周某“很随和，很好沟通”，到任不久就和当地干部打成一片。他朋友多，饭局多，时常能够邀请做企业的人到本乡走走看看，推动招商引资工作。

　　擅长社交既帮助周某打开工作局面，也在不知不觉间开始给他带来负面影响。拆迁过程中，蒋某某、李某某二人成了周某的朋友。与其他直接用钱向周某示好的老板不同，绝大多数时间，蒋李二人对周某只谈感情，不提要求。在周某看来，他们爽快大方，不给自己惹麻烦，还是难得的倾听者。他们带周某逛街消费，和他套近乎，但并没有表现出要他帮忙办事的意思。有时他们还会主动提醒周某，与某某老板交往不要过于亲密，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如果生活上需要钱，可以从他们那里拿些用。有一次，因为工作繁忙不能照顾家人，周某表达了不想继续干下去的想法，蒋某某适时鼓励他，你还年轻，起点很高，现在放弃大好前途未免可惜。在十几年的交往中，周某感到，蒋李二人是真心为他着想，焦躁时予以安慰，失落时提供精神支持。周某升任县委常委后，每年春节，两个老板都会到他家拜年。李某某后来还管周某的父母叫起干爸、干妈。

　　“围猎”者通常先取得对方的好感和信任，再适时提出要求，蒋李二人也不例外。在与周某的密切接触中，他们了解到他对钱的需求，也深知他明确提出的底线：直接送钱请托办事，是绝对行不通的。他们选择为自己的真实目的罩上友谊的面纱，十余年间，每年拜年都会留下一两万元的红包。

　　周某也曾有过“无功受禄”的不安。蒋李二人第一次留下红包的2011年，周某刚到县里任职。那时的他对纪法规定只有大致印象，自信地认为蒋李二人已不再是他的管理服务对象，可以当作纯粹的朋友。红包是朋友之间的礼物，与权力毫无关系。同时，他还有一点私心。相比于老板上千万元的年收入，这一两万元不过是九牛一毛，对周某来说却不是小钱，“感觉他们给我钱，就像扶贫一样”。

　　办案人员介绍，周某最反感唯利是图的人，但如果先和他成为朋友，再请他办事，他就容易自我麻痹，认为这是对朋友尽仁义之责。所有给周某送钱的朋友，他最后都帮了忙。很显然，周某将蒋李二人给他送钱与请他帮忙完全分开，后来在子女上学、承接工程等方面为他们提供帮助。殊不知，这一个个红包和一次次请托早已构成权钱交易的事实。

　　周某在反思时，将自己比作期货，“如果性价比不高，谁也不愿意投资。我已经明确讲过违规的事不会做，他们再送给我钱，出于朋友情谊还是大过‘围猎’的可能吧”。他的这一观点，却在商人朋友的那里被彻底否认。蒋某某曾说，和前途好的领导干部交朋友，对我们总没有坏处。他这么年轻，希望他走上县委书记的岗位后，我们可以从他身上获取更大的利益。

　　从周某做乡镇主官开始，商人老板就开始对他进行感情投资。一方对金钱的私心和另一方对未来回报的期待与友谊交织在一起，暂时掩盖了利益交换的实质。缺乏沉稳判断力的周某能够分辨一些老板表面的功利，却没有看清自己与蒋李二人友谊的复杂性，最终被假象迷惑，掉入温情陷阱。

　　2020年8月，周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2021年1月，因受贿126万余元，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，并处罚金30万元。

　　周某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领导干部罔顾组织培养，事业观严重坍塌，律己不严、甘于被“围猎”，在人生的上升期急转直下，一下子跌到了谷底。面对着曾经的辉煌，他只有无尽的悔恨和遗憾。广大年轻干部要从周某案中汲取事业观不正带来的惨痛教训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始终保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，矢志前行、久久为功，唯有如此，方能够行稳致远，干出一番事业。

（来源：中国方正出版社）